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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与坚《论学三说》版本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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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学者黄与坚所著《愿学斋文集》第八卷《论学三说》,因融合理学、文学与诗学思想而被广为刊刻,形成学海类编本、娄东杂著本等单行本。本文考辨其版本源流,指出娄东杂著本首次合刊《三说》与补篇《广三说》,但多数版本因避讳钱谦益(牧斋)而删改文本,导致内容残缺。现存最早抄本为雍正六年(1728)谢浦泰本,清末严瀛抄本则衍文显著。版本比对表明学海类编本为后世刊刻源头,而《广三说》或因政治原因长期遭单行本忽略。研究揭示清代文献传播中官方审查与民间抄本的双重机制,为黄与坚思想及明清学术史研究提供文献依据。

黄与坚(1621—1702)[1],字庭表,一作廷表,号忍菴,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太仓诗派重要成员。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顺治、康熙时期,黄与坚作为文臣身份活跃于朝野,但兼具诗人、学者身份的黄与坚在文学领域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成就,其《愿学斋文集》四十卷因系抄本,流布不广,以致湮没无闻,迄今尚未被学界关注。然而,文集当中的第八卷《说》因为涉及清初诗学思想而被广为刊刻,版本甚多。为厘清其中的版本关系,笔者不揣谫陋,将对各种版本加以梳理,以揭橥其源流关系。

1 《愿学斋文集》及《论学三说》考论

《愿学斋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目前共发现三种抄本系统:其一为雍正六年(1728)谢浦泰抄本,今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其二为娄东严瀛抄本,未显示抄本年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十四册中收录的《愿学斋文集》即此抄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精抄本,共六册,四十卷,有朱笔批校痕迹,同样显示为抄者为谢浦泰。《论学三说》原为《愿学斋文集》第八卷《说》,后有单行本行世。

在《论学三说》自序中,与坚称:“余髫齔学为诗,中岁学古文,晚耽理学。诗少杀,古文乃益进。大约余所学,先诗后文,已又极诗文之要而归于理,次第有然。今迫颓龄,惧其奄促,因举《三说》,条分缕次,以告于世[2]。”故而三说者,一为理说,二为文说,三为诗说,要其学术思想融合理学、文学与诗学,《论学三说》系统阐述其学术主张,体现其对宋明理学、古文辞章及诗歌创作的独到见解。值得注意的是,《论学三说》的单行本普遍只收录了其三说的一半,通观《愿学斋文集》,发现在《论学三说》后还有一《论学广三说》,可视为《论学三说》的续集,不知何种原因后续单行本的刊刻中极少有将《广三说》予以收录的。与坚作为清初重要学者,其学术思想横跨理学、文学与诗学领域,是明末清初学术转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其《论学三说》系统整合了理学思辨、古文理论与诗学批评,既是对宋明学术传统的继承,亦是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回应,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与学术史意义。

2 《三说》的版本源流与比较

据《中国古籍总目》[3],《论学三说》的单行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1.学海类编本[4]

2.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5]

3.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6]

4.丛书集成初编本[7]

5.娄东杂著(棣香斋丛书)五十六种本[8]

经考订,学海类编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四本皆未附录《广三说》。值得关注者乃道光十三年(1833)邵廷烈辑刊之《棣香斋丛书五十六种(正编)》(又名《娄东杂著》),该丛书实为同一出版系统之两种著录称谓,其首次将《三说》与《广三说》合刊。据版本调查,此本系现存最早之合刊本,版本实物今藏上海图书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概而言之,《论学三说》的单行本主要有四种,下面将现存四个版本的情况作一综述,并对它们相互之间的渊源关系略作考证归纳:

①《论学三说》一卷,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印本,即学海类编本。此本半页9行行21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核其书,内容基本同雍正六年(1728)谢浦泰抄本,但抄本在《愿学斋论学三说》前有“说”五篇,分别为《愿学斋说》《南皋说》《南皋自寿说》《守庚申说》《淘河说》,后有翁叔元、彭定求二人所撰题跋,此本均无,当是自《愿学斋论学三说》起开始刊刻的,其中《一理说》9则,《一文说》10则,《一诗说》10则,共29则。

②《论学三说》一卷,道光十三年(1833)邵廷烈辑刊之《棣香斋丛书五十六种(正编)》本,即娄东杂著本。此本半页9行行22字,白口,上黑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端有“娄东杂著”四字,下记页数。与学海类编本相校,此本部分字词与之有出入,但不影响著者本意。惟此本于出现“牧斋”处,或删或改:第二卷《一文说》第4则“钱牧斋作文,欲以大家包举六朝,为千古第一流,而品格适已落第二”,此段为娄东杂著本所无;第三卷《一诗说》3、8两则中,于出现“牧斋”处均改作“虞山”。

③《论学三说》一卷,光绪五年(1879)上海凇隐阁铅印本,即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此本半页9行行21字,细黑口,四周双边。与学海类编本相校,第一卷《一理说》当中第8则“太冲寓书律复”,学海类编本为“太冲寓书往复”,当以学海类编本为是;第三卷《一诗说》当中第8则“以云俊汉服虔”,学海类编本为“后汉”,第9则“子真矫然獧造者乎”,学海类编本为“子真矫然独造者乎”,均当以学海类编本为是,可见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校刻欠精。

④《论学三说》一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即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此本半页10行行21字,粗黑口,上黑鱼尾,左右双边。此本延续了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的刊刻错误,只第三卷第9则“子真矫然独造者乎”并无刊错,但第二卷《一文说》第1则“韩、欧诸子,承之敝起而就之”,学海类编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均为“救之”,似刊误。

《学海类编》作为在《四库全书》以前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部按四部分类的丛书,其《序》中说这部丛书所收之书“皆海内士大夫家藏抄本,人世所稀见者”[9],由此可推知曹溶初见《愿学斋文集》时,其应为抄本且稀见。作为丛书编纂核心人物,曹溶,字洁躬,浙江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定京师,仍原职。……康熙初,裁缺归里。十八年,举鸿博,丁忧未赴,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又数年,卒[10]。”可见其康熙年间参与《明史》纂修的经历,与同纂者黄与坚形成学人网络,反映出清初知识精英通过文献整理重构学术正统的努力。这种文化语境下,《学海类编》对《愿学斋文集》卷八《说》的选刊,实为对明末空疏文风的系统性修正。

根据上述四个版本的分析比较,我们似乎可以在传世诸种版本的善劣及流传关系中勾勒出《论学三说》版本传播的核心节点: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印本,即学海类编本,此即该文献现存最早单行本,后续各本皆溯源于此。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版本源流,更凸显了《学海类编》在文献传播史上的枢纽地位。

3 《广三说》版本考异及成因探析

3.1 版本源流考述

翻阅《中国古籍总目》,发现《广论学三说》的著录仅有一本,即道光刻娄东杂著本[11],原系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八《说》之组成部分。考现存诸本,后世《论学三说》单行本鲜有收录《广三说》者,此中缘由尚待详考。本文以娄东杂著本(以下简称“刻本”)与《愿学斋文集》两种主要抄本——港大冯平山图书馆藏雍正六年(1728)谢浦泰抄本(以下简称“谢本”)及娄东严瀛抄本(以下简称“严本”)一一互校,发现版本异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端:

3.2 版本异文类型学分析

(1)文字歧异举隅

三个版本中,同一处的人名等文字表述不一的情况有如下几例:

卷一《一广理说》中,第4则“象山直抉本心”,惟严本作“象山真抉本心”;同则“黄冈曹厚菴先生以两先生与二程子、朱子语合辑五大儒,洵为卓见”,惟严本作“洵为罕见”。第5则末尾“愚斋先生,学统独以朱子入正统,所以维持世教至矣哉。”,惟严本作“所以维持世教至今哉”。第6则开头“罗整庵先生学有本原”,惟严本作“学有本源”。

卷二《一广文说》中,第4则“以其源大能分其委以为洑流,贯通于诸水之源委”,谢、严二本都作“贯通于诸水也源委”,惟刻本作“贯通于诸水之源委”,显然刻本正,抄本误;此则最后一句“嘻!处今世而为古文,其能不蹊径者几何”,惟严本作“处今世而为古人”。第7则“而余谓之秦、汉者,以其尚有浑穆体段也,即牧斋文”,此处刻本改作“虞山”。

卷三《一广诗说》中,第3则“迨陆务观、杨诚斋、范石湖等俱以精工擅场,而流风播扇,宋局遂成”,此处仅刻本为“宋局遂成”,谢、严二本均作“宋局逾成”;其后“至于金元时裕之、伯生辈虽以规摩晚唐,亦皆宋派”,谢、严二本均作“至于金元时裕之、集生辈虽以规摩晚唐”,按元好问字裕之,虞集字伯生,当以刻本为是。

(2)文本删削考论

通过三个版本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内容上,刻本较二抄本存在显著文本缺失,兹将遗漏最为突出的部分罗列如下:

首先,在卷二《一广文说》第7则末尾,谢、严二本均有“《有学集》率如此,然所着意者,仍是典雅过人,以是知牧斋根柢甚深,绝非辁材所可比并”共34字,为刻本缺如。

其次,卷三《一广诗说》第4则“古云:‘诗以道性情。’性情与才情不同,如杜牧之、李义山、韩致尧诸君诗以侧辞艳体相高,此才情也,然可学而能。余幼时从未一学诗,偶于苫块成一首,今抚之犹若新脱口,则又似可不学而能之。此古人论诗,必以性情,诗必才根乎性,而后以情贯之,庶矣乎”共99字,同样为刻本缺如。

考其成因,当系康乾文网渐密所致。钱谦益身列《贰臣传》,其著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遭禁毁。刻本成于道光十三年(1833),仍延续避忌传统:一则删削关涉钱谦益著作《有学集》相关文字;二则以籍贯代称消解“牧斋”名讳;三则剔除虞山派“性情说”诗论,盖因钱氏为宗派领袖之故。

(3)衍文现象管窥

衍文,主要表现为某一版本比其他版本多出部分内容。通过比较,发现严本较他本多出文字尤甚:比如在卷一《一广理说》第1则“横渠云:‘理是自然之体’,已暗将‘理’字著无一边”,严本在“已暗将‘理’字著无一边”后增一“说”字;第5则“而象山尤许傅子渊为擒龙手,以其学道五书,更飘忽也”,严本为“而象山尤语许傅子渊为擒龙手”,在“许”前增一“语”字。此类衍文较多,不再一一列举。

4 版本谱系蠡测

《论学三说》刊刻以来,版本较多,现存版本可分为刻本系统与抄本系统两类。其中一卷本《论学三说》的刊刻最为流行,传播最广。刻本系统中,以学海类编本为后世刻本之祖本;《广三说》则以娄东杂著本为最早刊本,然因清代中期文网严密,文本存在多处删削。

抄本中,谢本的抄写年代为雍正六年(1728),为现存最早完整抄本。严本的具体年代不确定,但其抄者娄东严瀛生于1878年,据其生年推断,此本的抄写年代上限不早于清末民初(约1900年后)。另外通读谢本,发现谢本凡文字有错处均经过修改,如将“若”改为“苦”,将“叓”改为“事”(按:“叓”为“事”之异体),将“”改为“敢”等,据此可推该本初抄质量欠佳,后经校勘修订;相较而言,严本文字讹误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三说》《广三说》的合刻本(娄东杂著本,1833)晚出,经文本比对,其底本或与谢本同源,且保留政治性删削特征。从这一个侧面来看,清代文网一直到道光前中期仍然严密,士人们在校书刊刻的过程中仍然紧绷着一根弦。

Figure 1.

参考文献

[1][清]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八《愿学斋论学三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册,第97页.

[2]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索引(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3]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0页.

[4]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0页.

[5]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1页.

[6]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88页.

[7]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33页.

[8][清]曹溶.《学海类编·序》[O].清道光辛卯(11年)六安晁氏活字本.

[9][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26-13327页.

[10]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11](元)虞集:《虞集全集·前言》,王颋点校[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参考

[清]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八《愿学斋论学三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册,第97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索引(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0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0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1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88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33页.

[清]曹溶.《学海类编·序》[O].清道光辛卯(11年)六安晁氏活字本.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26-13327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元)虞集:《虞集全集·前言》,王颋点校[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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