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在法国塞纳河的雨中拉开了帷幕。难民代表团紧随现代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代表团第二个乘船出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由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7名运动员组成，将参加12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开幕式女旗手辛迪·恩甘巴获得女子拳击75公斤级季军，实现了难民代表团自里约奥运会参赛以来奖牌0的突破。当全球观众目睹这一群体——原本无家可归，饱受战乱和贫穷困扰的难民积极融入奥林匹克运动中来时，不禁会被他们身上坚强不屈和奋勇拼搏的精神所触动。《奥林匹克宪章》所赋予奥林匹克“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且深刻的诠释和彰显。本文将以共情为切入点和分析视角，抓住人类普世价值体系中对于和平美好愿景的深切追求，深度剖析难民代表团所展现的奥林匹克精神内涵，进而有力地突显《奥林匹克2020议程》与《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指向，推动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与深度协作性的人类体育命运共同体。

1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关联

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亚举办。运动会举办期间，各城邦之间休战以保证观众能够安全到奥林匹亚参加和观看比赛。从那时起奥林匹克运动就体现出对于和平追求的意愿。1908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中提出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点是宗教精神，此外还包括精英至上、骑士精神、休战思想和通过参加艺术运动和思维运动获得美丽。1919年4月顾拜旦在瑞士洛桑庆祝奥林匹克运动恢复25周年纪念会上进行了名为《庆祝奥林匹克运动复兴25周年》的演说，在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和平精神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公平性和教育性，即人人可以参加体育，人人可以受益于体育。《奥林匹克宪章》中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2021年8月8 日，国际奥委会颁布最新《奥林匹克宪章》，将原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更改为“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更团结”的加入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在新时代内涵的升华，赋予奥林匹克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新使命与新寄托。它超越了竞技层面的单一追求，触及了人类社会共同面对挑战时所需展现出的团结协作、共克时艰、命运一体的深层价值。

“难民参奥”是奥林匹克运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与时俱进的内涵创新，以奥运会的全球影响力引起全世界人民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和照顾。在国际难民危机日趋严峻的全球化语境下，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制度的创设标志着国际体育治理范式的重大革新。这一制度创新通过体育竞技这一普世性语言，向全球流离失所者传递生存希望与人生尊严，其深层价值在于以奥林匹克盛会为平台，构建人类体育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切实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发展问题。

2文献综述

2.1共情与共情传播

共情（empathy）一词最早来源于心理学，后被引入传播学与社会学研究之中。共情最早由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冯特提出，他将共情定义为个体能够理解和感同身受他人内心体验的能力。后续学者研究提出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感状态和情境，指的是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的倾向,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成分。随着“共情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共情传播”的概念随之诞生。刘海明、宋婷将“共情传播”界定为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吴飞提出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

3难民代表团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共情触发机制

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共情中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的过程,也包含着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而这两者分别对应着情绪共情机制和认知共情机制。在情绪共情机制的运行下，情绪所具备的渲染效能得以充分施展，受众易受他人的情绪所感染，即实现“由物及我”的过程；而在认知共情机制的作用下，受众会切身体会他人情绪并代入他人的角色视角中，即实现“以我观物”的过程。理想的共情传播不是单向度的传递过程，而是在不同群体之间通过主动的共情传递、积极的共情反馈形成的“传播之环”。在完成从情感接收者向情感共鸣者的蜕变之后，受众会对接收内容做出正向的情感反馈，即实现“物我合一”的过程。

3.1.由物及我，情感共鸣引发关注

在情感共情机制的运行逻辑中，情感触发构成了情感传递的初始环节，其源于受众对于情感传递者所处情境的感知。借助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成员的过往经历的呈现，受众能洞察其所处的艰难困境，并对其产生同情之心和敬畏之感。在此过程中，奥林匹克精神得以被受众切实体悟，从而达成共情传播中的起始步骤。

女子拳击选手辛迪·恩甘巴11岁随父母逃离故土赴英寻求庇护，却在异国他乡屡遭欺凌。15岁开始与拳击结缘，后四处参赛，最终成为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旗手之一，并在女子75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铜牌，同时也是难民代表团历史上的首枚奖牌。此外，多米尼克·洛金约莫·洛巴鲁在男子5000米决赛中以微弱差距获得第四名，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佩里娜·洛库雷和贾马尔·阿卜杜勒马吉分别在女子800米和男子10000米比赛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由此看出，顾拜旦所倡导的“人人可以参与体育”的美好愿景，历经百年仍熠熠生辉。

3.2以我观物，身份认同促进理解

在认知共情机制的运行逻辑中，受众在接收他人传递的情感信息之际，以一种潜移默化之态势，将此情感作为认知转换的中介要素，由此深入他人的认知视角，并实现从“他视”到“己视”的认知迁移过程。

受众对于情感的感知和认同很大程度受到其个人身份地位、经济状况、认知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形塑。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贫富差距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受众，同样面临资源短缺、战争冲突、宗教斗争等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受众更易被难民代表团运动员的故事和精神所触动，并将这种精神内化为自身发展、奋力拼搏的动力源泉。而对于那些与难民运动员在社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受众而言，也会在对其认知过程中自然流出同情之感。诚如亚当·斯密所论,同情首先是人的一种道德本性或道德天性,它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

3.3物我合一，心物相契达成升华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共有4350万难民，其中难民儿童达到了1750万，难民代表团中诸多成员和广大难民有着类似的经历。从心理投射机制角度分析，当这些难民特别是儿童目睹运动员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易将运动员的成功经历投射于自身，进而成为鼓励自己奋进的力量。奥林匹克运动创立初期就肩负着教育的使命，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初心和语境下，充分彰显榜样力量以促进更多青年投身体育运动具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借助奥运榜样的示范效应带动难民青少年儿童体育事业的进步，将体育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深植入其内心认知体系，从而达成情感共鸣与行为实践在个体层面的协同一致和高度整合化。

3.4物随我转，三级文本共情扩散

Figure 1.

图1 难民代表团奥林匹克精神共情传播路径图

顾拜旦曾在《体育颂》中写道“体育，你就是和平！”从奥林匹克运动创立伊始，这项人类大型活动就积极倡导并主动肩负起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的崇高使命。直至当下，和平和发展仍是部分国家和地区民众最殷切的期盼。借助奥运会这一宏大舞台，受众在被难民代表团成员的非凡经历和坚韧精神以及国际奥委会所秉持的和平使命感染后，切实地将关注视角转向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主动发出和平共进的时代强音，进而转化为积极呼吁和平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由此，奥林匹克精神的受众群体实现了从关注奥林匹克运动者角色向传播者的转变，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范畴得以持续拓展、覆盖接收群体数量持续攀升、传播效果也呈现显著提升的态势，在更广泛的人类社会层面产生更为深远持久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发展语境下的时代价值。

4结语

巴黎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于竞赛成绩层面取得崭新突破，其作为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与有力传播者，辅之以动人故事与梦想经历，具备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之效能，有效触发全球民众对于人类生存发展核心议题的深度关切。奥林匹克精神共情传播须遵循双重维度：一则不忘初心，坚守初始创立之宗旨，不懈追求奥林匹克的终极夙愿；二则与时俱进，紧密契合时代脉络，为其注入现代价值内涵，以实现人类情感在体育范畴内的深度凝聚，推动体育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促进全球体育文化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皮埃尔·德·顾拜旦,凡红.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初创宗旨[J].体育与科学,1990,(2):10-11.

[2] 熊斗寅.新版《奥林匹克宪章》解读[J].体育文化导刊,2004,(2):32-35.

[3]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Olympic Charter[R]．Lausanne，Switzerland: IOC Publishing，2021．

[4] 王润馨,姜熙,韩青松.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团结”的精神内涵、时代价值及其对国际法“团结”原则的升华[J].体育科研,2024,45(05):10-20.

[5] 马秀梅.“难民参奥”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和创新[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7,33(04):1-7.

[6] 陈杨.共情传播策略在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及应用实践——以重庆山火相关报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4,15(21):104-107.

[7] Cohen D, Strayer J. 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and comparison youth[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32(6): 988.

[8] 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6,(1):91-100.

[9] 刘海明,宋婷.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J].新闻界,2020,(10):11-21+31.

[10] 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6):47-52.

[11] 黄翯青,苏彦捷.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4):434-441.

[12] 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2,(5):25-34.

[13] 聂文军.同情在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中的作用[J].现代哲学,2007,(5):111-117.

[14] 熊斗寅.奥林匹克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7,(1).

[15] 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250.

[16] 皮埃·德·顾拜旦.体育颂[J].体育与科学,198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