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是朱诺·迪亚斯（Junot·Díaz，1968-）的首部长篇小说，获美国普利策奖。该小说主要讲述了多米尼加裔美国男孩奥斯卡·瓦奥心酸的爱情史，同时小说中涉及了男孩与母亲贝莉以及姐姐洛拉作为“夹心人”的悲惨经历。

海德格尔将家园定义为：“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1]。”迪亚斯笔下多米尼加流散者的悲剧性在于无论在原乡亦或移居地，他们均陷入“无家感”的生存困境，他们意欲在新的环境中构建家园，却始终因为他者性而失败。既有研究多聚焦小说的叙事策略、语码转换、创伤书写或性别政治等方面，却较少从“家园建构”视角系统剖析流散者的主体性。本文以贝莉、奥斯卡、洛拉为分析对象，旨在探讨以德莱昂家族代表的两代多米尼加流散者家园建构策略以及身份认同路径，引发人们对流散者家园意识与身份困境的关注。

2.贝莉：依附性家园建构与主体性消解

作为德莱昂家族的第一代流散者，贝莉的家园实践呈现三重结构性矛盾：庇护依赖的悖论、情感关系中的身份投射以及流亡关系的代际传递。

在被拉英卡拯救后，她得到了拉英卡的庇护，拉英卡家成为了她暂住的“家园”。在拉英卡将她从外阿苏阿省的鸡笼里解救出来后，她进入了一个“她以前想也不敢想”^[2]的“安全世界”^[2]：她有吃有穿，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会遭打骂，还能在面包店里得到一点收入。她本可在拉英卡的庇护下建构“家园”。而且某种程度上，拉英卡家就是她参与建构的“家园”。拉英卡提供的庇护空间，使得贝莉实现了从外阿苏阿省鸡笼到“安全世界”^[2]的跨越，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却隐含权力规训。一方面“重振卡布莱尔家族”的族群责任，对贝莉形成精神压抑。另一方面，特鲁希略的长期独裁统治使其逃亡冲动被系统性压制，导致“家园”内在秩序崩解。

“家园”的失序促使贝莉不得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寻找建构“家园”的其他方法——借助情感关系实现身份认同与“家园”建构。贝莉的第一段爱情史开始于中学时期，贝莉13岁时进入了埃尔雷登托中学，与上层阶级的白人孩子一起上学，她因为肤色受到群体性孤立——“那些浅色的眼睛，每一双都像蝗虫似的咬啮着她的黑皮肤”^[2]，加之幼时教育经历的缺失致使其成绩落后，她继而转向追求爱情，期盼依附于男性实现自己家园的建构与身份认同困境的解决。她决定追求杰克·普若尔斯，那个全校最白且最有权势的男孩，她因自己成熟的第二性征成功追到了他。即使是在两人偷情被抓后，普若尔斯把一切责任推给贝莉，她仍将他视作自己的丈夫，幻想他会与她一起建构幸福的“家园”。贝莉对杰克·普若尔斯的追求实质是对白人权力结构的崇拜性内化。她天真地认为被具有权威的白人男孩所认可，就能够在白人至上的群体中实现他者性的消解，继而实现在多米尼加文化中的身份认同与“家园”建构。

贝莉因伤心欲绝而放弃上学，去到一家中国人的餐馆打工，但仍幻想多变的爱情能让她实现“家园”建构与解决身份认同的困境。经历了爱情的失意以及“家园”的失序后，贝莉将跳舞作为逃避现实的方式，她在好莱坞遇到了狄奥尼西奥。于狄奥尼西奥而言，贝莉只是他发泄压力的对象，古巴的陷落使得他压力倍增，“只有贝莉这样的姑娘才能抹去哥哥心中古巴灾难的阴影”^[2]，他向贝莉许了以后，可“嘴上开出支票，屁股可没想过要兑现”^[2]；这与贝莉“爱得几乎毁灭”^[2]形成强烈对比。他确实为她提供了暂时性的“家园”，但其却指向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非本真状态”^[3]：他与她在萨马纳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觉得自己就是他的妻子，除了在法律层面上。可狄奥尼西奥尼的政治联姻最终将贝莉推向了绝望，让她在甘蔗地里受尽折磨。狄奥尼西奥事件揭示后殖民语境下流散女性的双重客体化。在亲密关系中，贝莉更像是可有可有的泄欲工具，这与沦为妓女的多米尼加流散女性有着相似之处。贝莉的家园失序缘于政治独裁，而多米尼加女性群体中的大多数成为妓女是因国家领袖对皮条客交易的支持。在性别与政治的双重压迫下，后殖民语境下的多米尼加流散女性成为双重客体。

贝莉继而逃往美国躲避追杀，由此异化流亡进行了代际传递。贝莉美国阶段的家园建构最终陷入“未完成的过渡状态”^[4]，妄图在美国建立家园却与女儿洛拉形成了敌对关系，这一关系暴露依附策略的终极困境。同时贝莉最后患乳腺癌，隐喻了文化无根性对身心的侵蚀。最后家园责任被迫移交子女，宣告第一代流散者主体性建构的失败。

贝莉的处境印证了流散群体的家园意识需以消解“他者性”为前提——当身份认同依赖于外部权威，无论是庇护者、情爱对象还是父权结构，主体性必然让位于权力关系的客体化进程。这导致了贝莉身份构建的失败。

3.奥斯卡建构家园与解除身份困境的三次尝试

奥斯卡作为德莱昂家族的第二代流散者之一，他在美国长大，却不被美国文化所接受，同时又要迎合多米尼加文化，在两种文化间作为“夹心人”来建构“家园”。

奥斯卡在多米尼加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影响下，将性的实现视为多米尼加文化的认可标准，奥斯卡也将此视为“家园”的要素之一。多米尼加男孩生来就应有征服女性的能力，而奥斯卡肥胖的身材、孤僻的性格以及对虚拟世界的痴迷并不受女孩子欢迎，于是只能通过幻想“在这些启示录的白日梦中”^[2]扮演拯救女主的英雄来安慰自己。两段心酸的爱情史是他建构家园的主要经历。

奥斯卡也依赖缺乏确定性的爱情来建构“家园”。安娜活泼美丽，奥斯卡与她成为了朋友，两人无话不谈，还经常相约出游，与恋人一般。可这一切都因曼尼（安娜的男朋友）的复员回归而终结了，安娜不再频繁地与奥斯卡通电话与见面，但“他已经彻头彻尾、义无反顾地爱上安娜了”^[2]。奥斯卡的情感投射被种族阶层秩序打断（曼尼的军人身份象征主流权力），曼尼的男子气概迫使其离开安娜，使其家园幻灭。不久之后，奥斯卡进入罗格斯大学，期待着能在大学中完成性的实现。而奥斯卡仍不受欢迎，身份认同困境依然存在：白人学生与其他种族的学生都因他的外形与穿着打扮孤立他，他只能一遍遍为自己的多米尼加身份正名——“我是多米尼加人。多米尼加人是我”^[2]。

奥斯卡在大学里也通过情感投射来建构家园。他追求了一个波多黎各人（詹妮），詹妮外貌姣好，并不乏追求者，“奥斯卡不过是她拿来解闷的”^[2]。而奥斯卡却把她当作宇宙的中心，期盼着能与她实现家园的建构。可最终却当场撞见詹妮偷情，这让他对家园的建构几乎完全失去了希望，于是决定从18国道跳下去以了结自己失败的一生，可却奇迹般地生还下来（落到绿化带上逃过一死）。殖民性欲望结构中的工具化处境（“解闷对象”）导致奥斯卡的存在性崩溃（跳桥自杀未遂）。海德格尔用“集置” 描述当今世界的“气相”和“现代性灾难”，托马斯·希恩将之解释为“盘剥世界”，在这一气相中，任何存在者首先被视为“为了商业用途而亟待盘剥的东西”，即“工具理性以及商品化的关联物”^[5]。詹妮将奥斯卡视为“解闷工具”，奥斯卡再次被客体化，家园再次幻灭。奥斯卡将“征服女性”等同于多米尼加身份认同，然而其肥胖的躯体与穿着打扮却使其沦为文化系统中的“不合格主体”。由此，奥斯卡在双重边缘化下家园幻灭。

但伊本的出现使奥斯卡部分实现了身份认同与家园建构。奥斯卡工作后回到多米尼加并与伊本相识。伊本以卖淫为生，奥斯卡将她视为“上帝的最后一次努力，要将他送回多米尼加雄风的正道”^[2]。可在伊本男朋友（上尉）的压迫下，两人不得已分开，奥斯卡也与贝莉一样被拖到甘蔗地里几乎被折磨致死。甘蔗地受虐成为多米尼加男性身份的暴力认证仪式。逃回美国的他选择再一次去到圣多明各追求伊本。他有了冲破阻碍的“某种自己的力量”^[2]，这使其在甘蔗地里再次遭受毒打时，勇于面对施暴者，最终要求“以死明志”。在奥斯卡留下来的书信中，奥斯卡言明自己已完成了性的实现。主动返圣多明各并“以死明志”标志以及性的实现使其短暂挣脱“他者性”，但本质仍被主流文化中的异性恋文化规约。

奥斯卡一生都在为异性恋的多米尼加社会规约而苦恼、迎合，尤尼尔对他的帮助以及戏称他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行为实则是一种驯化（domestication ），侧面反映出流散群体内部权力的矛盾，这无疑让奥斯卡更加无法摆脱“他者性”、始终居于客体。但性的实现使得奥斯卡合乎多米尼加文化的异性恋规范，使他部分获得“家园”与身份的归属感，却未根本超越客体地位。

4.洛拉实现家园建构与身份认同的多次探索

洛拉并未一味地依赖情感投射来建构“家园”与解除身份困境。起初，洛拉相信爱情与母亲的庇护能让她拥有家园，而后意识到了家园只能依靠自己建构。其幼年遭遇性暴力与母职缺失后，内在家园失序。洛拉遭遇强奸后，母亲贝莉冷漠的态度令她萌生“逃离”的想法。母亲对她的规训最终导致洛拉逃离失序的家园，转向依赖情感投射建构家园。但奥尔多并不尊重她，甚至以白人的优越感歧视洛拉，将她视为泄欲工具。洛拉在识破情爱神话的虚妄（奥尔多“白人优越感”的殖民意识）后，转向自主空间建构（爱尔兰计划）。可这个计划以洛拉被贝莉抓回家而告终。

洛拉最终完成了主体性与家园的建构，解除了身份认同困境。首先，洛拉确立了理性的亲密关系，重构主体性。她果断终结与出轨的尤尼尔的亲密关系，不会像奥斯卡一样“总希望自己生活在神奇的魔法世界”^[2]或相信“诅咒”^[2]，而是拒绝创伤宿命论，理性解读马克斯之死。其次，她以学术成就（“超级优等生”^[2]）以及积极组织社团活动，对抗文化边缘化。在洛拉与尤尼尔分手后，她有了一个女儿（伊西斯），建构了自己的“家园”。伊西斯是一个幸福的孩子，脖子上挂着三条长辈们的护身符，长辈们将她保护得很好。“与践行“主—客”单一交往模式并且被主流话语模式压制的奥斯卡不同，洛拉体现的是主体际交往，以“主—客—主”关系模式超越单一的“主—客”关系模式”，实现“文化杂糅性生存”。洛拉通过理性主体建构消解身份困境，为流散群体提供范式可能。

5.结语

存在者并非天然“在家”，世界原本也非“家”，促成关键性转化的即是“存在”这一动词而非名词：“当人安然栖居时，大地便成为大地。”^[8]小说中的多米尼加流散群体致力于在本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中建立自身“存在”以实现“家园”的成功转化。通过叙写《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人物差异化的家园建构策略以及身份认同路径，朱诺·迪亚斯暗示了解除症结关键在于站在两种文化里，“唯一的出路就是站在里面别动”^[2]。贝莉与奥斯卡执着于依赖情感投射轻而易举地建构家园，将自身客体化以寻求身份认同。洛拉选择勇敢地站在美国文化与多米尼加文化之间，建构起了自己的家园与主体性，解除了身份认同困境，从而主宰自己的生活。德莱昂家族第三代移民——伊西斯——的出生传递了多米尼加流散群体对家园建构的愿望。她也肩负家园建构的责任，并会带着先辈的经验更好地实现这一愿望。朱诺·迪亚斯写德莱昂家族家园的失序，实则是呼吁多米尼加流散群体应该团结起来，建立起民族主体性，消除群体内部的权利压制，实现流散群体与个人的家园建构与身份认同。小说由此超越家族叙事，成为对全球流散者生存哲学的深刻叩问。

参考文献

[1]马丁·海德格尔. 《筑·居·思》[M]//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朱诺·迪亚斯.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M]. 吴其尧,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3]杰夫·科林斯. 《海德格尔》[M]. 第82页.

[4]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2013.

[5]托马斯·希恩. 《理解海德格尔：范式的转变》[M]. 邓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2.336-337.

基金项目：2025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藻海无边》中的加勒比群岛意识及文化主体性建构研究(2025Y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