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三全育人”理念，指出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协同推进构建育人体系。同时，2021年6月，中央宣传部与司法部发布的“第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指出，要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提升青年群体法治认同；2024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草案）》，草案明确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体系。在“双轮驱动”政策指导下，高校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阵地，需主动承担起将法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责任，并积极探索“三全育人”理念与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融合路径，切实提升高校法治育人实效^[1]。

1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面临的问题

1.1 法育主体模糊，部门协作缺位

1.1.1 角色认知断层，不知“为何教”

在高校法治教育实践中，教师普遍面临“角色失位”的困境。一方面，绝大部分的法治教育默认划分为思政专任教师的工作内容，非思政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极少主动涉及；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虽涉及学生行为规制、价值引导等内容，但由于缺少明确的指导框架，教师容易产生“不知是否应该教育、不知该教育到什么程度”的困扰，进而弱化教师的法治育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导致法治育人实践难以达到预期。

1.1.2 职责划分混乱，常感“无力教”

当前，高校法治教育职责往往分散于多个职能部门之间，各部门工作彼此独立，缺乏整体的协同运作。一方面，各部门职能分割，任务孤立，使教师面对法育工作时难以判断职责边界和工作程度。例如教务、学工、团委、宣传部门常常各自开展法治教育工作，但未能形成常态化的工作联动，导致教师在缺乏上下对接、左右衔接的情境下，难以获取来自其他渠道的协助配合，影响教育节奏的连贯性。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的法治教育专项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在落实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有可能面临难以获取适配性资源支持的状况，这种结构性矛盾直接导致教师陷入“有心育人却无力施策”的困境。尤其是当教学工作层层叠加，部分教师难免力不从心，顾此失彼，导致法治教育工作陷入被动应付的状态^[2]。

1.2 课堂单线灌输，法育节奏断档

1.2.1 法治教育方式固化

虽然部分高校已经开设《大学生法制安全教育》专项课程，但在长期不变的课程设置下，部分教师教学方式固化，缺乏创新，倾向采用讲授法直接灌输教学内容。这种单线输出的教学模式导致教师缺乏与学生的有效互动，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课堂活力不足，使得法治教育沦为“表面功夫”。除专项课程外，部分高校虽定期开展实践活动（如模拟法庭、普法讲座）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但又出现了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环节衔接松散、知识关联度不高的情况，导致学生对各类法治内容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浅层感知，缺乏“法治知识”到“个人行为”的转换，法治素养内化失效。长此以往，大学法治教育沦为“任务式完成”，难以真正提升学生的法治思维与素养^[3]。

1.2.2 法治教育浅层化与碎片化

当前高校法治教育普遍存在碎片化与浅层化的问题。由于专项课程的课时安排较少，在课程的限制下，一是部分教师以完成教学任务为导向，为追求“内容覆盖”而导致教学节奏偏快，为学生预留的自主思考时间较少，学生知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记忆浅层。二是课程之间缺少系统性衔接，尽管每学期都开设专项课程，但各学期的课程内容往往关联度不高，知识衔接不足，学生就难以通过回顾与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法治认知思维框架，导致法治教育的碎片化。

1.3 场景壁垒固化，法育载体僵化

1.3.1 校园教育阵地单一，学习实感不足

高校法治教育长期囿于课堂单向讲授，学生难以获得法治教育的学习实感。一方面，教师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多以课堂听讲为主，缺少亲身体会的实践互动机会，导致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学习实感不足。另一方面，优质法治教育资源多集中于某些固定的学院或职能部门，尚未真正转化为可以被一线教师广泛使用、灵活应用的教学资源。即便教师有意识地尝试在法治教育中引入实践互动环节，也有可能受到教育资源保障不足、使用频率较低、运行不通畅的限制，导致学生的学习活动缺乏从课堂走向实践的连贯性，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1.3.2 校外协同低效，难以形成教育合力

在课堂之外，高校依旧面临“校内封闭、校外脱节”的双重困境。在教师层面，带领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往往需要多方机构协同配合。但现实中往往协调流程冗杂、人力调配失衡、时间安排冲突等问题频发，导致教师难以获得稳定的教育资源支持；又常因信息不对称、工作超负荷或校外单位配合度不足等问题制约着实践的稳定开展。在学生层面，学生的法治认知长期停留在书本与课堂，难以接触真实社会场景，不仅难以实现法治教育的现实转化力，更使学生缺乏对法治知识的深层体验^[4]。

2 “三全育人”视域下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的对策

2.1 全员育人：厘清职责边界，构建协同格局

2.1.1 明晰工作边界，确定法育职责

在三全育人的视域下，高校法治教育绝对不是个别岗位的专属任务，而应当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责任。而明确的工作边界有助于构建职责清晰、权责一致的协同育人格局，并推动多岗位协同发力，真正实现全员育人^[5]。

在协同化法治育人格局中，厘清岗位职责边界是构建协同育人网络的前提基础。首先，高校要以清单式的职责界定方式在内部建立起任务对接、资源共享的育人体系，帮助教师强化个人职责意识，实现由个体分散行动向组织协同育人的转型，为全员育人提供有效支撑。其次，教师需主动判断法治教育的育人节点，并将其细化为清晰且可执行的工作内容。例如，教师可以逐一梳理日常教学、班级管理、课后答疑环节所承载的法治教育功能，梳理原本游离于岗位之外的育人元素。同时，通过列举清单式的工作安排，教师不仅能更明确与其他岗位之间的责任分界，减少重复劳动，也能使教师正确认识自身职责，使工作方向更明确，时间安排更合理，进而提升工作效率^[6]。

2.1.2 搭建协同平台，打通部门育人链

高校法治教育的内容跨越思想政治、学生管理、课程教学多个领域，若不同部门、岗位之间各自为政、目标脱节，就容易出现育人链条断裂的情况。因此，高校亟须搭建多部门协同平台，落实各项法育职责，在全校层面形成法治育人的责任共识。

高校构建协同平台的核心在于打通信息流通+执行反馈的通道。一线教师是最为接近学生学习成长的教育主体，因此承担着法治育人的主要职责。教师需要将教育过程中获取的学生反馈、思想动态、学习表现等信息及时反馈至学工、思政、宣传等部门，为后续实施法治教育提供真实的数据支撑。再者，协同育人要求各岗位之间形成任务互补与资源互促的工作模式，教师可根据育人任务目标，与学工处、团委、思政宣传部门等协同制定阶段性的法治教育方案，确保教学内容匹配法治育人目标。使教育教学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育”，充分发挥“三全育人”理念的教育价值。

2.2 全程育人：丰富教学路径，完善育人闭环

2.2.1 创新情境设计，活化法育渗透力

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情境能够直接影响其学习体验和学习深度。教师在法治教育中应以教学目标为导向，创设与生活情境贴合、具有思辨性的课堂互动，使学生在面临真实情境时能主动进行价值判断，引导其完成认知上的迁移，进而将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教师可设定带有冲突性的法治事件情境，让学生推导个体行为、集体规范与法律后果，训练学生的法治思维。同时应保留足够的互动交流环节，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在思维训练中自然渗透法治要素。

在基于情境教学的全过程育人模式下，教学重心从“教师讲授”转向“学生回应”，强化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能力。每一轮的情境演练后，教师还应及时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引导学生提炼经验，加深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避免知识的浅层化和碎片化。

2.2.2 创建反思日志，强化学生内省力

在法治教育中，学生对于法治的具体理解，往往是通过对自身某一行为的反复审视而形成的。因此，创建学生反思日志可以打破“授课即结束”的传统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回顾自身表现，实现学生法治观念的可视化。

例如，教师在法治教育结束后组织学生填写反思日志，有助于激活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深化其对法治知识的理解。而为了提升反思行为的针对性，教师需围绕课程重点设置具有引导功能的问题，让学生横向对比历次的填写成果，帮助学生察觉自身法治观念的细微变化，增强对法治内涵的理解。随着法治教学的不断深入，教师还需适时调整问题，使反思内容贴近教学活动，确保教育的层次递进性与实践适配性，强化学生的主动参与，使法治教育成为可持续、可积累的有效过程。

2.3 全方位育人：打通校内校外，拓展育人边界

2.3.1 设计第二课堂，激活校园微空间

除传统课堂外，教师还可以增设社团活动、主题讲座、志愿服务作为法治教育的载体。充分发掘第二课堂，将法治教育嵌入学生日常活动，逐渐增强法治教育的渗透力。

在推动法治教育向校园全方位延伸的过程中，教师可主要利用社团活动创新法治教育形式，让法治教育更加契合学生兴趣，拓宽法治教育的边界。例如开展如模拟政协提案等富含法治要素的活动，激发学生主体意识，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内化法治概念。通过发掘第二课堂，不仅将教学延展到学生日常生活的具体环节，有效拓展法治教育的空间，也借由真实的实践活动再现抽象的法治理念，增强了法治教育内容传达的柔性，帮助学生形成更立体的法治认识，使法治教育以更具亲和力的形式介入学生成长的各方面。

2.3.2 拓展外部资源，织密实践支持网

相较于封闭的课堂环境，校外法治实践作为连接课堂理论与实际应用的桥梁，可以为学生提供最真实的法治体验，也能够给予学生更直观地观察、参与、反思的机会。例如，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旁听法院庭审、参观律师事务所等实践活动，突破传统教学中内容单一、情境匮乏的局限，为学生提供真实可感的法治实践体验。

在拓展外部资源时，高校应当承担主体责任，减轻教师的事务性负担。例如从学校层面统筹对接司法机关、社区组织、公益机构等，搭建长效化实践基地。并制定标准化的合作协议，明确校外单位职责（如提供真实案例、人员指导、实践场地），解决“协调流程冗杂”“信息不对称”“人手不足”等常见问题。同时，高校可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对合作单位进行考核（如活动频次、学生反馈、资源匹配度），确保持续为学生提供优质稳定的实践资源，使育人边界从校园内部延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在全方位的法治育人模式下，学生可以在实践层面验证、内化法治知识，切实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

结语

在“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承担着更为复杂的育人职责。高校应以全员育人厘清职责、全程育人丰富路径、全方位育人拓展边界，并构建协同化、情境化、开放化的法治教育体系。高校教师亦应主动担当，更新教学理念，主动回应学生成长的现实需求，将法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从“知识灌输”到“素养培育”的转变，切实提升大学生法治思维与素养，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许海娟.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多维探索[J].四川劳动保障,2025,(09):110-111.

[2]林迎熹.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路径探析[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27(01):28-34.

[3]钟燚.当代高校大学生的法治教育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J].法制博览,2024,(25):133-135.

[4]顾化鹏.“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J].品位·经典,2024,(05):87-90.

[5]赵亚宇,李婉伶.“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现状分析及路径探究[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3,(12):169-171+188.

[6]任天齐.“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培养大学生法律素养路径探析[J].华章,2023,(08):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