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是人类认识所生存的物质世界的规律，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为了让对物理规律形成共识方便日常生活而创造出来的符号，在既有的物理研究成果来看，地球范围内，物理世界确实存在一定的普遍规律，并称之为公理，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行为受制于地球自然物理的限制，受到物理规律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认识上的，实在方面如不靠外力人无法逃脱地心引力，认识方面如自由落体和惯性。所以，物理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整体和单个个体都时刻保持作用，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纯粹主观的，应该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存在重大疏漏。在理解国际关系和全球体系中，学者所用的一些概念很多都有物理认识的基础，或者就是来自物理观念，例如，均势与平衡。

行为主义革命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到社会研究中，系统论、控制论和结构功能的引用产生了社会科学。但是，过往物理概念的引用过于简单，并未深刻理解和反应概念本身的特性，同时，随着物理学本身的发展，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认识相较而言明显落后，所以，本研究只是想要将物理世界规律的认识对国际社会研究进行一些新的理解尝试，希望跳出以国内政权结构类比国际体系的思维惯性，更客观地考察基于客观物理存在，由各类组织群体参与，多种制度文化交互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

1 文献综述

关于国际体系的论述十分丰富，基于国际体系产生的不同假定前提，衍生出了对国际体系本质特征的差异化解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理解国际秩序和全球性运行规则。从假定提出的方法层面而言，假定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是对现象的抽象提炼，找出其最本质最根本性的特征。从其内容实质层面而言，是对国际体系何以产生如何运作的精炼。因为假定要素，所以出现观察到的国际体系，不同的假定对应观察者抽象出的不同本质特征，基于这一世界观基础进一步对国际体系内的其他现象进行行为解释和预测描述。如果假定不成立，则基于该假定的理论也必然不成立。

基于无政府主义前提出发，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基于国家行为体实力分布的国际格局而形成的整体，民族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评估和追求开展功利性的交互行为。以现实主义理论为集大成。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非政府主义的，各国为了追求安全最大化而发展武力，随即出现安全困境，国家是主要行为体。虽然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也秉承无政府假定，但是在认识战争的必然发生和可避免的问题上，表现出与现实主义相反的态度，认为通过合作和制度安排可以化解冲突矛盾最终实现和平互利。

基于等级制度前提假定出发，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基于制度优势的权威，区别于强制性的权力，它是由彼此对一定等级秩序的承认所产生的。这种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路径将世界政治看作一个全球系统而不仅仅是国家间体系来进行实证分析，以等级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出发，将参与世界政治的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和非国家的混合行为体，也明确了不同类型的等级关系会产生影响社会、道德和行为结果的不同逻辑，体现为行动者间制度化的交易权衡、分化社会塑造政治角色，以及产生政治结构的主体间性^[1]。

基于理念主义的前提假定，认为观念和价值认同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这种认同和共识产生于普遍的“社会场域”，以这种假定出发的理论往往更重视对国际体系应然状态的诠释。马丁·怀特将以建立国际“世界共同体”、注重人的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康德主义视为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之一。英国学派后继者区分了国家体系和国际体系，并创设与之对应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社会秩序并不矛盾，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产生于国家间足以相互影响行为的经常性交往互动，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利益就组成了一个社会，无论全球政治和社会结构如何变化，以维持这个人类大社会的世界秩序一直存在。2-17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文化和规范决定了国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利益的界定，从而也决定了国家的行为，提出了以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3种国际文化及其造成的3种国际关系状态。

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无政府主义、等级制度和理念主义三个不同前提假定出发，而这三大理论模块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呈现互补的特征，在分析具体议题时，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为理解世界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尽管都试图将国际体系作为整体来透析，但是对作为国际体系整体和组成整体的单个行为体间的关系论述模糊；意识到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中存在普遍的不对称不平等，但鲜有论述将这种不平等与国际体系的运行相关联，避开这一特征导致了对国际体系本质的认识不够彻底。例如，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理解世界政治，已经注意到了主体间不平等的表现或有组织的不平等，但是对层次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研究停留在对合法权威的关系这一层面，事实上将等级制度视为主体间和组织不平等的必然产物。此外，尽管赫德利·布尔直言将国内社会中的个人同国家相类比忽视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根本区别，37 但是这种“国内类比”的错误认识并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以国内政治类比国际政治直接将对国际体系本质特征的理解引入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一些有益尝试发人深省。沃勒斯坦从世界政治角度捕捉到世界体系因为资本主义而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特征。苏珊·斯特兰奇对“实力即权力”进行反思和质疑，认为在二元交换关系扩展、连接形成的整体系统中，会产生一阶和高阶关系的非对称性带来的权力，这些权力在结构位置上聚合为该位置对整个结构的总体影响，即结构性权力。并以“关系性权力”的产生机制提供了结构性权力得以在结构中生成的微观逻辑。 这些理论对我们认识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2 概念释义与梳理

本研究是要基于非均质性特征和系统论，对由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组织而组成的国际体系建构新的理论框架，更真实地反映国际社会的状况。将引入两个重要的物理学理论：非均质体和系统论，前者描述整体结构特征，后者是其内部规律。

2.1 物理学中的非均质体

描述由多个彼此差异的物体组成的整体特征概念有很多，非均衡、不均匀、不平衡等成为彼此的“同义替换”被用于各学科各场合。在人类建构的既有语言符号体系中，对不均衡非均质现象的界定和区分，仿佛早已达成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词义理解上的共识。事实上，以共识为基础建构的世界观和秩序观更能促进深入的对话和交流，但为了避免望文生义带来的概念释义泛化，有必要对非均质体进行相对明确的定义^[2]。

在科学研究中，非均质体是光学和结晶学上的重要概念。自然界的物质因其光学性质不同，分为光性均质体和光性非均质体两类。未受应力影响的等轴晶系矿物（如金刚石、萤石、石榴石等）和非晶质物质（如火山玻璃、树胶、琥珀等），它们内部结构各个方向相同，反映在光学性质上是各向同性的，这类物质称光性均质体。而晶体家族中的中级晶族和低级晶族矿物，由于它们的光学性质受内部结构的控制而随方向的改变而改变，这类物质称光性非均质体。光在均质体中的传播严格遵守折射定律，只发生单折射，只有一个折射率值，光性非均质体物质有多个折射率值。当光传入均质体时，基本不改变入射光的振动性质和方向，即自然光射入均质体后仍然为自然光，偏振光射入均质体后仍然为偏振光，其振动方向基本不变。而光波射入非均质体（除方向外）后即分解成两条振动方向相互垂直、传播速度和折射率不等的偏振光。这种双折射性质与其内部结构的非均一性有关，与外界射入的光线无关。

虽然非均质体的概念内含了差异和不均衡的特征表现，但其与后者存在根本的区别，非均质体是描述具有特定特性的一个整体专有名词，其非均质性是整体内生的，是整体的本质属性，非外力作用不可改变的。非均质体作为描述具有相似特性的一类物体的专有名词，强调了基于其内部结构特征对外部作用出现了差异反映，在光学中表现为对从其外部不同方向射入的光波呈现出不同光学特性。

在人类社会中，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非均质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出现的差异现象，是否也是实质上的非均质特性？答案是肯定的。

2.2 国际体系的非均质性

在由物质世界和规范世界构成的全球体系里，无论是不同区域的地理地貌还是风俗传统，都呈现出普遍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建立于物质环境基础上的不同国家和政体，虽然现代国家的政府结构和规范制定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文化这种需要更长期建构的要素仍然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质性。因此，非均质体，是对一个整体内在本质属性的描述，表现为对其外部施加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反应，而这种差异源于整体内部的特性。

从信息传播角度，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并非一个机制合理、结构平衡的系统；从经济发展角度，资本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生产率，全球经济体系分化愈加严重；从政治治理角度，不同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差异化的历史传统，制度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也是非均质体，其覆盖范围内部的地理资源、人口、财富分布的不均衡是其本质属性，要改变这种非均质内核实现绝对平均是极其困难甚至不现实的。所以，无论从领域维度、国家维度还是国际体系维度，非均质性都是其本质特征，显而易见且难以改变。

2.3 系统论中的整体与部分

系统论的提出是比较新的理论成果，更像一种哲学思想，系统性体现在整体和局部复杂联系以及相似规律性，同时整体“大于”部分。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科学^[3]。

本研究引入系统论，是对国内政治简单类比国际政治的理论反驳，一国的行为不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全部，国际体系应该有其独特的区别于国际体系内任何部分的特殊特征。这种本质特征是国际体系所特有的，难以被个体改变的。系统性体现在整体和局部复杂联系以及相似规律性，同时整体“大于”部分，非均质体现为对外部刺激的反映存在根本的差异性，内外部的秩序既可以是混沌态也可以是有序态，从无序到有序正是规则制定的结果。国际体系的整体与组成这一整体的部分国家行为体具有系统论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与组成国家的部分之间同样。非均质性的前提假设比既有的无政府主义和等级制更加中性和科学，也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由理论范式划分而外生的思维局限。

2.4 从能与力到实力与能力

能和力是经典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能力、权力、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范畴，虽然在构词上存在相似性，但是在词义范围界定上存在差异，并非字面上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基础概念进行辨析是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

在宏观物体层面，动能和势能统称为机械能，在微观层面，有分子势能和分子动能，统称内能。势能是基于一种相互作用力而产生的能，力对势能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重力势能产生于重力和使其保持在一定高度的支撑力，弹性势能产生与弹性形变的弹力和使其发生形变的拉力或压力，所以，要产生某种势能，一定伴随两个力，支撑力和拉力是外力，是外界施加于物体上的，重力和弹力是基于物体本身的性质而生成的，且称之为内力，当保持平衡时，外力突然消失，则由内力引起势能转换，若内力因为某种原因改变，外力也会引起势能转变，外力和内力是作用于物体的一对作用力，彼此对立但可以独立改变。内力与物质本身密切相关，主要是物质的质量，质量越大，同一高度下重力势能越大，同一速度下转化成的动能越大^[4]。

非均质的这种有区别的分布特征可由“能”来表示，在短期是一个相对常量。国家的“能”一方面是由国家本身的属性决定，即国家的实力，包括物质、制度、文化等，无论国家是否明确清晰自知，无论其能否充分利用，这个实力都是客观现实存在，组成国家实力往往难以准确估算。另一方面是由国家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决定，是国家对外力的反映，这种反映体现为对内在实力的调动使用，反过来又可以积累和消耗实力，在这种反映活动中就形成了国家的“能力”。所以，由于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其客观实力和主观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国际体系非均质性的本质特征。在国家作为单个系统整体与另一个国家系统产生交互关系时，彼此间的影响力构成了对各自系统本身的外力，国家为了应对这一外力需要能力和实力相互作用，所以在国内国际层面，体系的非均质性特征具有相似性，符合系统论的理论逻辑。见下图：

Figure 1.

3 理论框架

虽然有学者称国际关系大理论已经终结，这个过于武断的观点至少反映了大理论创新出现的停滞现实，而当今国际体系面临的问题是来自过去又超越了过去的，所以，如何进行更合乎现实的理论框架搭建很是重要。

理论框架的前提是对全球体系的把握，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基于权威的等级制，都陷入了国内政治结构“国际化”的认识陷阱，忽视了世界体系整体的独特性，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形态与和平稳定的研究需从前提假定开始反思。从信息传播角度，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并非一个机制合理、结构平衡的系统；从经济发展角度，资本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生产率，全球经济体系分化愈加严重；从政治治理角度，不同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差异化的历史传统，制度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所以，国际体系的本质是系统性非均质体，既是现实分布也是可预见未来的结构特征。系统性体现在整体和局部复杂联系以及相似规律性，同时整体“大于”部分，非均质体现为对外部刺激的反映存在根本的差异性，内外部的秩序既可以是混沌态也可以是有序态，从无序到有序正是规则制定的结果。非均质性的前提假设比既有的无政府主义和等级制更加中性和科学，也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由理论范式划分而外生的思维局限。将第二部分的基本概念整合为一个框架，便可对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运动规律进行全面的描述。理论是基于四个前提假定基础上。

假定1：国际体系是个系统性非均质体。

假定2：国际体系整体特征大于组成国际体系的各部分的特征之和。

假定3：无论是体系整体内部还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内部保持动态相互作用和能量流动。

假定4：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

系统性非均质体的属性是，组成其整体的内部部分与整体间存在相似规律，但是整体大于部分，整体层面存在超过部分的系统性特征。所以以是否有全球性政府为判断标准的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以部分的特征限制整体，只看到了系统和整体的区别，并未把握住体系整体的特性。而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属性应该是非均质的，即本质上的差异和不均衡，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差异多元和不均一是其整体系统的特征。

这种非均质性的本质特征无法自我改变，需要强大的外力作用。无论是系统整体还是部分都无法仅依托自己来超越自我的局限。无论单一霸权国的科技和经济如何强大，也无法改变体系整体的本质特征，所以改变国际体系的非均质性是没有意义也不现实的，过分强调和追逐均一性会陷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臆想里。非均质性是国际体系的现实特征，也是组成国际体系的部分，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组织和个体间的本质特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层面（体系层面）具有调整部分间（国家层面）的可能，即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可以对国家这一组成部分产生外力而影响国家的行为。

在非均质性的基础上，各部分交互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势能，有学者用“结构性权力”来描述这种势能以区别于实力一元和关系二元的权力范畴。当然，势能是区别于权力的概念，它是一种相对的能力差异，可能由此产生出不同形态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而权力只是力的一种形式。由于这种势能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和索引性，所以难以准确衡量，但能够通过组成“整体”的“部分”间的耦合性程度进行观测。非均质内部分布情况的产生是历史的，而所有历史都是当下的现实，所以在无关任何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可以合理预测，非均质体内部是动态流动的。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会有多种势能，它反映的是部分之间的相对性差异，势能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势能的作用方向一定有确定的作用对象。国际体系的非均质性直接导致了霸权国、强国、弱国、小国的不同类型，也反映了强国会变成弱国，弱国也可崛起的内在动力。疆域辽阔的帝国可能支离破碎，土地肥沃的田园可能会一片狼藉，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国家主权平等以来仍然出现了殖民和兼并。不利可能变为有利，反之亦然。

当然，民族国家不会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结，至于以什么形式来改变，个体受限于历史和认知的局限性无法解答，但是要保持尊重一切可能性的包容姿态。在国际交往中，主权国家仍然是主要行为体，但是信息时代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特定个人已显现的巨大影响力在数据时代会进一步凸显。

基于以上四个假定前提，进一步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1：在非均质的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呈现阶段性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这种相对优劣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动态变化在与国际体系、同属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交互中完成。

假设2：在国家与国际体系和其他行为体的交互中，是否能实现正向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缺一不可。

假设3：国际体系的非均质分布格局的短期改变受到国家能力的直接影响。

随着人类不断提升对所生存的环境和社会组织的认识，对公正、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追求逐渐成为现代国家在与国际体系和其他行为体互动中的行动底线，而国际体系非均质的本质又实质性地将各国各行为体进行了大小强弱的划分，为了获得相对优势避免相对劣势，国家间族群间的冲突矛盾不断。

影响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较突出的要素表现。在国际体系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往往是在一定阶段在关键要素上具有优势的国家，这种优势改变了国家间非均质的能的分布，产生了阶段性的强国和弱国。例如，前工业时代，人口、疆域的差异造就了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实力差别，由于此时的生产和交往并不密集，非均质体内部结构复杂程度较低，势能差主要体现在人口、疆域这些要素所表现出的实力差。工业化大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原材料和商品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自然禀赋被制度优势取代，制度要素的势能差引发了技术层面和社会认知层面的实力差。二战后，资本要素跳出了自然禀赋和制度文化的局限，改变了国际体系既有以传统资源多寡和制度优势引起的技术先行为表现的非均质性，资本的非均质分布成为了第二轮全球化的直接结果。

现在，不太可能通过土地兼并改变天然禀赋和人口，而历史人文资源又需要经过长时间积累，所以两者在一定时期内可视为常量。客观物质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两个常量是储量上的常量，并不是可调配的常量。当国家能力发生转变时，国家对本身拥有的实力的掌控力和调度力就改变了。资源禀赋好的国家从不会利于到学会利用资源优势，是国家能力的提升。再如，假若美国没有在60年代进行布局重新认识世界，其对国际社会的掌控力将大打折扣，美国的霸权是基于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认识和管理能力而产生的。

4 案例分析：数据竞争时代的后发优势

在上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涌现出来很多新兴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人口优势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当下，世界经济面临整体的衰退风险，也迎来了数字化时代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以数字为引擎的经济发展新动能还是再全球化都不可逃避价值理性的回归，各国的数字化和全球的数字合作和竞争都将广泛受制于对全球化的反思，即对不平衡的关注，所以，数字化附带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历史使命，数据或将成为一种具有修改既有非均质分布的核心资源。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从产业政策、法律制度到国家战略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

基于实力的先发优势在数据竞争时代仍然存在。以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和麦特卡尔夫定律为理论支撑，学者将“数据技术”视为信息技术的延伸，明确了数据技术具有稀缺性、等级性、周期性等特征，认为先进场者基于实力基础、使用意愿和转化能力三个要素构建起了数字技术权力，先进场者会以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三种类型的数字技术权力来稳固优势，以至于后发的企业难以动摇先进场者。然而，以互联网市场的经验类推至国家间的数据竞争力理由略显单薄。在数据竞争时代，后起国仍然存在超越先入国的可能。

对数据资源的整合，关键还是资源的配置分配问题。价值理论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数据要素资源的配置和相应的收入分配需要从数据的价值出发考察。学者将数据要素纳入广义价值论的经典分析框架，通过严谨的逻辑实证证明了数据自身以及物化的劳动耗费均能够创造价值，指出数据的初始存量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形成较高的绝对生产力，但单纯的数据初始存量优势并不能保证绝对生产力的长期优势,而初加工劳动耗费所带来的优势则存在累积效应，对绝对生产力存在长期的影响。数据要素的正外部性特征使得数据的收集处理能够带动其他产品生产效率的提升，即提升消费—生产者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绝对生产力，进而提升其在两种产品上的综合生产力。将数据分为初始数据和数据要素两类，后者又包含初加工数据和深加工数据两部分，且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和正外部性的特征。

基于数据资源的分类和数据要素的特征，可回应非均质国际体系的理论假设^[5]。

在数据竞争中，相对优势国和后起国的互动中存在共存的空间。一方面，原始数据存量小的单个行为体改变弱势处境的方式可以通过独立联合，联合体往往采取数据保护性政策，直到足以和存量大的行为体势均力敌才会转变；而原始数据存量大的行为体更注重数据加工的积累优势，原始数据的安全保护排序将让位于技术保护。另一方面，多个大体量行为体在抢占数据市场份额上都具有先发优势，初加工积累优势巩固其地位的同时，深加工的程度和水平将直接影响数据要素的效用，效用高低产生的势能将决定优势方的进攻方向，而不同领域的势能可以分化和缓解两个大体量行为体的垄断竞争。

任何时代都建立在历史之上，任何生产要素都是积累的结果，各国原始数据体量和增速并不平衡，但初始实力差异并不代表优势方将持续领先，数据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其效用不会因为使用者的增加而降低，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确保了效用的无限性，让后来者有足够的参与空间。数据要素的虚拟性特征要求其必须依附现代信息网络等载体，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价值，也势必因此受限。随着初加工劳动耗费的积累和技术发展，数据资源将被附加门槛，特别是与核心利益相关的数据使用，受益于加密技术，数据具有了部分排他性，对后起者的数据体量和技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此外，数字赋能传统行业方面会带来深度的社会转型，短期内行为体内部的矛盾冲突会增加，但长期整体的效益会增加，而福利的分配和改进取决于行为体的权威决策和治理理念，相对公平合理的结果将反向赋能主体，在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间，国家强大的治理能力将具有更大的优势。

结论

行为体在非均质的国际体系中必然存在实力和能力的区别，但是实力的大小并非决定国家强弱的唯一要素，短时间内对国家实力的调度能力表现出更大的作用。由于国家的体量不同、对国家能力不同、在不同议题领域投入的实力要素不同，大国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存在优势，小国也有弯道超车的可能，长期来看非均质国际体系是动态的。目前的数据竞争不是为争夺国际社会的主导权，而是在科技大变局下竞争生存适应力，短期以科技竞争为综合性体现，长期则是价值选择和认知维度的博弈。技术迭代和赢者可败，给国际协调提供了可能，小体量行为体可通过联合行动或在特定领域专业化以实现超越和占据重要位置，从而平衡大体量的结构性势能。大体量行为体维持全局性优势的难度增大，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妥协，由此形成了非均质体系的内部秩序。所以，国际体系的非均质理论对数据竞争时代的后发国家可能存在的优势仍然具有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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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外交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B类）“美国对华镍遏制的举措与困境”的阶段性成果。